论戊戌维新时代关于 习性 改造的构想及其意义

论戊戌维新时代关于 习性 改造的构想及其意义


时间:2007-3-10 9:02:55 来源:不详

戊戌变法的阶级基础不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而是当时具有发展资本主义倾向的中下层士绅或正处于转化之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作为其思想代表和政治代表,具有独特的阶级属性即“转化性”,而并非通常所说的“软弱妥协性”;由此所决定,维新派主张进行全局性的根本变革,而不是搞所谓“改良主义”。变法的失败不能归结为维新派对改良这一方式的主观选择,而应从客观历史条件的不成熟上寻找原因。

一、习性变革如何重新诠释?

关于戊戌变法的阶级基础,史学界历来存在分歧。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戊戌变法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运动,变法的发生、性质和失败原因,都与此阶级属性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笔者觉得这种观点有进一步加以商榷的必要。

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事件曾经被反复解读过,但是人们把目光似乎仅仅集中于变法诏令颁布前后的政局变化和党派之争,而没有把变法视为波及社会和文化各个场域的全方位运动予以关照,更没有把变法视为下层启蒙运动的生长点加以理解[1]有别于以往的诠释角度,本文侧重于把戊戌维新放在长程的社会演进过程中重新进行审视,而不是把它单面地理解为被缩微化的*热点。其实,如果摆脱对“戊戌”进行定格化的事件性处理,那么我们也就可以了解,历史当事人所关注的不仅是皇家诏令与维新人物的上奏构成的一个短暂生存过的精英*的世界,人们所表述的似乎也不仅仅是上层*制度创新的渴望,而是同样关注着下层律动着的个人情感控制与社会结构改造过程的变量关系。换言之,就是习性控制与国家政权建设的微妙关系。

一、戊戌变法是被谁呼唤出场的

在当代社会学者的解释中,“习性”不仅是通过传统累积下来的一些社会行为与思想表现的历史残余,而且被解释为一种最低级的实践形式,如仪式、婚姻选择、日常生活的世俗经济行为等等[2]。具体到维新时期,中国惯有的一些生活现象如缠足、早婚、蓄辫、*等都可纳入习性的范畴。因为习性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体性,因此习性的改变基本要受两个程序的制约:首先,习性的变化是情感控制的过程,即从外部转向于内部,表现为一种重新“内部化”的态势[3];其次,习俗的变迁往往受到外部*目标与权力关系的支配,很难表现为纯粹的精神行为。

一些论者在论及戊戌变法的历史背景时,往往将变法的发生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联系在一起。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是:戊戌变法“主要是被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呼唤出场的”,维新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499、502页。)这一说法,我们认为是难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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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和维新派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首先必须要有这一阶层的存在。但到戊戌变法为止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表明,这时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上层和中下层还并未形成。对此,有的论者从戊戌时期民族资本企业的数量、生存状况和投资者的转化程度等方面进行过论证,(见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本文不再赘述。

我们这里要指出的是另一个为以往研究所忽略了的重要史实,就是如果作一定量分析,那么戊戌时期作为代表者的维新派的人数大大超过了一些论者所统计的、作为被代表者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人数。维新派是一个相当涣散的、时有分化的派别,要确定“维新派”的标准也颇多困难,但大致上哪些人属于维新派还是可以弄清楚的。笔者以为,比较严格地说,除康、梁、谭、严这几位主要代表人物之外,戊戌变法时期各地维新团体的主要组织者,维新报刊的主要撰著者,维新活动的主要筹划者等,都应算作维新派。这样初步计算,维新派就有一百二十余人。(据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册,第688、732页。)这些人都是具有或多或少代表性的维新派人物,如果计算整个维新派阵营的人数,显然不止此数。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统计到1898年,按资本在十万元以上的民族资本企业创办人或投资人数来算,不过数十人而已。(见《中国近代史》,第248、176——17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如果只统计到1895年,人数还要少。按照一般的逻辑,代表者的人数是不应超过被代表者的。现在维新派人数不仅超过“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而且超出如此之多,这不能不使人更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两者之间的代表与被代表关系的存在。

事实上,维新派既不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也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全体的政治代表。戊戌变法根本不是一次“民族资产阶级”的运动。基本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这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并未形成,戊戌变法运动从发端、发展到进入高潮,都没有“民族资产阶级”直接作为其阶级基础。研究中国近代的政治运动,我们无疑应该重视研究它的阶级属性,但显然不能把“民族资产阶级”、要从具体研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着手,准确把握阶级关系变化的情况。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不是正常发展起来的,具体来说就是,它不是通过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的自然生长,而是通过直接从外国引进近代机器生产而出现,通过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不断刺激和依赖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各种联系而发展起来的。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列强强制性地将中国纳入世界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体系.是中国资本主义畸型发展的基本原因。表现在阶级关系上,就是资产阶级不是产生于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城市市民、手工工场主等的自然发展,而是主要产生于作为统治阶级的封建地主阶级本身的被迫分化。自鸦片战争以来,原来生活在闭关自守、自给自足天地里的封建地主阶级,几度受到外国侵略炮火的震撼,饱尝丧权辱国、社会解体的苦果,面临着民族生死存亡的抉择。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固然仍旧冥顽不灵,一味幻想拒洋以求存,但亦有一部分人或受到时势巨变的惊醒,或被中国自身腐败现象所刺激,或从阅读书籍、交际洋人、游览租界中感受到外国文明的优胜,或直接在国外接触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而观念为之一变,甚或纯粹被新式发财之道所诱惑,出于种种原因,而显露了或者微弱、或者强烈、或者隐晦、或者明确的走西方国家近代化、资本主义化之路的倾向。这种倾向一方面表现为人们对新式企事业的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又大量地表现为人们具有投资的愿望,或通过各种形式提出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要求、方案、设想等等。具有程度不一的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人们和直接进行资本主义企业投资的人们,是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出现的两支叛军。并且前者往往出现得更早,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至少到戊戌变法为止)人数更多。正是这种分化,最终导致了中国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但必须注意的是,就民族资产阶级而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是一样),它在正式产生之前有一个形成期或转化期,而戊戌变法正是处于这个时期。

因此,如果一定要用“民族资产阶级”一词的话,那么维新派只能称作正在产生的、处于转化之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严格说来,则应主要是具有发展资本主义倾向的中下层士绅的政治代表和思想代表。戊戌变法就是被这部分人呼唤出来的政治运动和启蒙运动。与过去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相比,这部分人的数量要多得多。他们当中既有热心响应和积极参加维新运动的下层士绅(例如梁启超所言的湖南“遍地皆是”的“英俊沉毅之才”(《戊戌变法》第1册,第303——304页。)),又有作为维新运动支持者、同情者和时间或长或短的同路人的中层乃至个别上层的官僚士绅,总的来看,正是这部分人构成了戊戌维新运动的阶级基础或社会基础。

二、“转化性”——一个被忽略的关键

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具有软弱妥协的“本性”这一理论分析出发,一些论者认为戊戌变法的性质必然就是“改良主义”的,维新派也必然就会在变法运动的高潮中“动摇、倒退”。(《中国近代史稿》第8册,第18、43、154页。)这种看法忽略了维新派事实上所表现出的阶级特性——“转化性”,而这一特性正是我们正确把握戊戌变法性质的一个关键。

维新派使为具有发展资本主义倾向的中下层士绅或者说正在产生、处于转化之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作为一批迫于时势、顺应潮流的分化者,其独特的阶级属性即“转化性”或“过渡性”在整个变法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一方面,在他们身上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与旧阶级的联系和所受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又正在极力冲破这种严重的束缚。一方面,他们由于力量的极其弱小而无力直接改变社会现实和自身的处境;另一方面,他们又千方百计寻找可以实现这种改变的力量。一方面,他们因自己所熟悉的旧社会不可逆转地衰败瓦解而禁不住感伤和彷徨;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着早日升起驱除黑暗的曙光。民族危机越是严重,封建统治阶级越是腐败,他们的“转化”或“过渡”的愿望就越是强烈,行动就越是迅速,思想上就越是充满了对传统的反叛意识,对社会的革新意识,对西方文明的仿效意识,对未来理想的追求意识。这样,维新派在戊戌变法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就恰恰不是对封建主义的妥协性,而是斗争的坚决性;恰恰不是要求局部的改良,而是主张全局的变革。

在变法思想上,维新派大力宣扬必变论和全变论。他们认为清朝所奉行的是历代封建王朝一脉相承的“弊政”,整个国家呈现出“弱、昧、乱、亡”的景象,面临被列强“兼攻取侮”的厄运(《上清帝第四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52、152、150页。)。不变法就会四分五裂,蹈印度、波兰之覆辙,变法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中国必须变法,是贯穿在维新派呈递皇帝的所有上书、奏折和书籍之中的主旨,也是维新派通过撰述、演讲等所一再大声疾呼的中心主张。如何变?维新派非常明确地主张必须全变。用康有为的话来说,就是不能“仅补苴罅漏,弥缝缺失”,而必须“尽弃旧习,再立堂构”(《上清帝第四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52、152、150页。);就是不能只“变器”,还要“变事”、“变政”,直至“改定国宪”(《日本变政考》按语。);就是封建“一统”之治与西方“竞长”之治两种制度“如方之有东西,色之有黑白,天之有晴雨,地之有水陆,时之有冬夏,器之有舟车,毫发不同,冰炭相反,……宜全用诸国竞长之法,而不能毫厘用一统闭关之法”(《杰士上书汇录·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折》。)。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彻底的变法思想,不是主张枝节地变,而是主张根本地变,尽管维新派对“根本”本身的认识是有很大的局限的。

与必变、全变的思想完全一致,维新派设计了金面改造封建主义中国的方案,以及提出了实施其方案的激进的政治纲领。维新派的方案有一个发展完善过程。在上清帝一至四书中,也就是从1888至1895年,康有为所设计的是一个以富强为宗旨的中国社会近代化方案。这个方案要求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实行全面的变革,对封建弊政旧法进行了广泛的触动和剔除。但这个方案的深度不够,框架比较陈旧,特别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触动不多。从上清帝第五书起到“百日维新”,康有为所设计的变法方案有了重要的发展,演变成为以“变政”为中心的日本明治维新式的蓝图。这个蓝图大体包括了上清帝一至四书所提出的新法方案,但又有重要的突破。主要有三点:一是定三权以变政体。这是变政的首要目标。通过实行“三权分立”达到用西方资产阶级所创立的分权政治体制取代封建专制型一统政治体制的目的。二是立宪法以改国宪。这是变政的根本任务。从“国法”的角度否定了君主的专制,鲜明地表达了维新派从根本上改革政治制度的设想。三是设议院以行民权。这是变政的最终目的。开设议院始终是维新派孜孜以求的政治目标。康有为在描绘其变政蓝图时曾说,通过变政要“于大东中开一新国,于二千年成一新世”。从以上三个基本之点可以看出,康有为所要建立的“新国”、“新世”,已经不再是封建王朝的继续,而是君主立宪国的创立。就国家政权的形式来说,它已不属于专制的类型,而属于民主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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