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清朝政府的末世改革与末日真相

郭世佑:清朝政府的末世改革与末日真相

第一,社会各阶层对慈禧为首的清政府普遍持不信任态度,信誉很糟。一场成功的改革需要一流的*家主持其间,慈禧在国人心目中却只是一个擅玩小聪明,擅操宫廷政变的权利狂。王照说她“但知权利,绝无政见”〔1〕,陈夔龙说她只看重“利害切身”〔2〕,所说的都是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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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37:37 来源:不详

  

清朝最后10年堪称我国近代史上最为复杂的历史时段之一,也是最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时段之一。一旦无意中割裂历史本身某些基本的因果联系,超时空地设想“新政”的美好前景和埋怨辛亥革命不该发生之论就在所难免。适当考察清皇朝在“新政”第一阶段(1901—1905)所陷入的某些困境,或许有助于对“新政”第二阶段(1905—1911)最终为辛亥革命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的理解。从历史的因果联系中体念历史的辩证法,也许比超时空地设想“新政”的美好前景和埋怨辛亥革命不该发生等言论要实在些,也可信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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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史学家牟复礼(F•W•Mote)看来,慈禧太后这样的统治者很糟糕,“虽然她决不是一个无能的人,但即使她在一个男人作主的世界里获得成功而应当得到一千次的谅解,也不能掩盖如下一个事实,即不论从王朝利益还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她都不是一个政治上谨慎持重的人,也不是一个目光远大的统治者。不说别的,单是她幕后操掌大权期间定期表现出的刚愎自用和恣睢暴戾行为,以及她的身份和手腕所造成的派别倾轧和腐化堕落这些罪恶现象,就进一步削弱了本来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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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最后10年堪称我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时段之一,也是后人的认识分歧最大的时段之一,有关研究越多,认识分歧越大。平心而论,中外学者所关注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起点应该不低,我很敬重的前辈史家章开沅先生主编的120万字《辛亥革命词典》就在20年前出版了。为一个历史事件编出一本120万字的词典,这在中外历史上大概是独无仅有的吧?该词典的出版应该是一个标志,谁想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随便创新,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但并不等于说辛亥革命史研究就差不多了,快要无话可说了,从中外文献资料的挖掘到运用,从微观考察到宏观梳理,从基本概念到史实,我看都有重新探讨的余地,急需深化,只是还不能凭想象来深化,要凭可靠的资料来说话。部分论者有意无意地割裂历史本身的因果联系,超时空地设想“新政”与预备立宪的美好前景,埋怨辛亥革命不该发生,并把民国初年的诸种乱象怪罪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出现过不少过度解释的结论。历史研究的特点与优势就是重资料,却不重想象;重实效,却不轻信文本;重历史过程,却不迷信结果;重复杂的历史因果关联,却不囿于简单的历史片断。

大凡统治者的改革都是在自身统治秩序难以正常维持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其改革动机与目的无一不是旨在维护自身的统治和既得利益,与此相反的例证是不存在的。以往的论着多拿改革者的动机与目的做文章,得出慈禧一伙人缺乏改革诚意,纯属欺骗等结论,充其量轻描淡写地提一下某些“新政”措施的“客观作用”,其说服力似嫌不够。大凡成功的改革能更好地维护改革者的统治,使改革者如愿以偿;失败的改革则使改革者事与愿违。改革者的动机与目的并不决定改革的成败,后者主要取决于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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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伊始,固然较之“洋务运动”更能体现清朝统治者学习西方的决心与实效,更具有社会转型的架式和色彩,但是,主持“新政”的清政府却深感困难重重,怨声载道。应该说,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都难免受到来自正、反两方面的攻击和社会阻力。激进者往往斥改革为肤浅,批评改革者敷衍或骗人,缺乏诚意;顽固守旧者则詈骂改革为不成体统,埋怨改革者轻信浮言、孟浪和轻率。慈禧所把持的清政府在这方面的尴尬情状尤为突出,其主要表现在:

  
据宣统二年编制的预算统计,清政府于1899年的财政赤字即达1,300余万两,1910年却增至8,000万两左右。“新政”的计划不可谓不庞大,改革的速度也不可谓不快,但各省除了摊付巨额赔款、债款、上缴宫廷挥霍等款外,练新军也好,办实业也好,兴学堂、派留学也好,还有各地办警政、地方自治、各类调查与选举,样样需费,而且非有巨额投入不可。对于连支付赔款与借款都不堪重负的清皇朝来说,经费问题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根据36镇的编练计划估算,每年需花费5,400万两以上,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9,000万两左右,编练计划就只能大打折扣。结果除袁世凯的北洋6镇和福建、吉林两省基本上完成编练任务外,其余各省或有名无实,或减少计划。浙江号称已建成一镇,实际上官兵还不满5,000人,不及定额的一半。袁世凯所编练的北洋6镇之所以比较顺利,除了同袁氏的积极努力分不开之外,还因为北洋军有拱卫京师之名义,可以依赖户部向各省摊饷。故有人抱怨说:“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如人单护腹心,而听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在屈辱与机遇并存的19世纪,操纵中国权力的慈禧太后每糟蹋一次改革的机会,国家和人民就多遭一层磨难。当她指使赤手空拳的义和团盲目排外与八国联军攻占京师的血腥厮杀,把多灾多难的中国拖入20世纪之时,满族贵族把持的清朝政府也就再次丢失神圣的光环,人心思变就在所难免。职业革命家孙中山后来就追忆过1900年10月惠州起义前后的民心向背,
“心中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一场成功的改革需要一流的政治家主持其间,慈禧在国人心目中却只是一个擅玩小聪明,擅操宫廷政变的权利狂。戊戌干将王照说她“但知权利,绝无政见”,做过直隶总督的陈夔龙说她只看重“利害切身”,所说的都是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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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铁道国有的政策在理论上并没有错。铁路作为近代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它的建设与管理无疑需要国家统筹安排。由于本国经费困难,引进外资本身也就无可非议。南方许多省份虽然保路热情颇高,但赎路自办的成效并不大,不少铁路公司的内部也存在贪污腐败,严重影响着铁路建设。如果由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作出铁道国有的决定,也许不会有什么政治风险;由一个软弱的领导集团作出如此决定,而且还让名声不佳、民愤很大的盛宣怀来主持邮传部,让他向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其效果肯定会大不相同。载沣一班人像慈禧一样缺乏政治感召力,却没有慈禧所具备的那种政治威慑力,面对举国响应的国会请愿运动时又不是耐心因势利导,而是最终以武力强行镇压,尤其是愚不可及地抛出“皇族内阁”,羞辱那些积诚罄哀的请愿者及其成千上万的支持者。武昌起义的枪声就成了全民推翻清皇朝的总动员令。

  
如果说刚愎自用的慈禧太后可以误国,那么,柔弱无能的摄政王与隆裕太后就可以败家,断送爱新觉罗皇朝。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虽然名声不臭,但能力较差。据载涛回忆:“载沣是我的胞兄,他的秉性为人,我知道的比较清楚。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隆裕太后之为人,其优柔寡断更甚于载沣,遇着极为难之事,只有向人痛哭。平时宠信太监张兰德,言听计从。”载润也说:“载沣生性懦弱,在政治上并无识见。”“隆裕为人,庸禄无识,较之慈禧,则远远不如。例如,慈禧对于政治虽然残暴自私,但尚有个人的见解;对于王公大臣,亦有一定的笼络手段。而隆裕则一切皆为其宠监张兰德所操纵,个人毫无主见。”载沣与隆裕太后不仅平庸无能,而且互相勾心斗角,进一步削弱督率群臣实施预备立宪的领导能力与政治威信。“光绪故后,隆裕一心想仿效慈禧‘垂帘听政’。迨奕传慈禧遗命立溥仪为帝,载沣为监国摄政王之旨既出,则隆裕想借以取得政权的美梦,顿成泡影,心中不快,以至于迁怒于载沣。因此,后来常因事与之发生龃龉。”载沣“在受命监国摄政期间,里边常有隆裕掣肘,外边又受奕、那桐等人挟制,他的地位虽为监国摄政王,然并没有任何作为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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