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史坦穆勒:《佤邦:缅甸高地上的山寨中国》(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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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史坦穆勒:《佤邦:缅甸高地上的山寨中国》(2016)

原标题:汉斯·史坦穆勒:《佤邦:缅甸高地上的山寨中国》(2016)

问:以佤邦现在的发展速度,十年后会不会成为中缅边境最繁华的地方?

佤邦:缅甸高地上的山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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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Wa Staat: Chinas Bergfestung im
Hochland Burmas

缅甸的佤族居住在金三角缅甸掸邦东北部,与中国云南西南部边境接壤。约在北纬22℃~23℃、东径98℃~100℃,缅甸萨尔温江和中缅边界界河南卡江之间的纵山峻岭地带。佤原意为“住在山巅的人”,佤族的村寨一般建在山巅的云海之中,茫茫云海仿佛把佤族和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隔绝开来,千百年来,佤族长期停滞在原始部落社会。佤族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这是这一地区最古老的民族,属于濮系统,称呼为“哈刺”、“古刺”、“哈瓦”、“卡瓦”等。据清朝和民国的记载,“卡瓦”分为“熟卡”和“生卡”,“生卡”也称“野卡瓦”,即保留猎头祭谷原始习俗的佤族。“熟卡”即接受了中国汉族、拉祜族、傣族等影响,社会生产和社会习俗有所变化的佤族。中缅边境地区的佤族,历史上与中国边境的地方民族政权和内地封建中央皇朝都有联系,汉语和汉字是中缅边境佤族地区民族共同通用的语言和文字。现代民族学把佤族列为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崩语支。
缅甸封建时代,靠近萨尔温江以西接近平原地区的少数佤族与缅甸王朝的关系较为密切。十九世纪中叶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后,其势力扩张到萨尔温江以东的佤族地区,对殖民地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曾在佤族地区建立过佤邦“WA.STATE”。二十世纪中叶缅甸独立后,由于缅甸政府内大缅族主义抬头,又因交通不便与缅甸的本土联系较少,处于自我封闭,自我管理的原始自然状况,大多数佤族部落没有统一,缺少强有力的领导和整体的力量等其他的种种原因,佤族要求成立佤邦的要求没有实现,佤族地区仍然是三不管地区,原始农业的落后生产方式和猎头的社会习俗没有改变。
1969年缅共应部分佤族民族武装的要求,进入该地进行武装革命,结束了佤族的原始部落时代,统一了佤族地区,建立了中央根据地,使缅甸佤族地区前进了一大步,为缅甸佤族现代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在缅共时代,原始社会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和毒品种植经济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
缅甸佤族武装在1989年4月17日脱离缅甸共产党,与缅甸政府实现民族和解,成立民族自治政府,提出一手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一手紧握自卫的武器,发展经济。
缅甸佤族地区的和平发展是艰难和曲折的,民族自治政府成立的初期,罂粟种植、鸦片贸易和海洛因加工仍然是经济的主体。一方面缅甸国内经济落后,拿不出多少资金帮助地方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缅甸政府,中断了对缅甸禁毒的援助。缅甸佤族地区只能在原始农业刀耕火种的生产条件下,依靠历史上遗留的毒品经济的原始积累来生存和发展。同时,为了争夺金三角中心的控制权(泰、老、缅边境地区),又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与坤萨长期激战。缅甸佤族地区成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90年——1995),经济发展缓慢,但却获得了对坤萨贩毒武装集团作战的胜利。
坤萨覆灭后,缅甸佤族地区的罂粟种植面积占大金三角种植面积的1/2,产量占1/3。缅甸佤族地区成为了金三角主要的种毒、制毒、贩毒(包括冰毒)地区之一。给周边地区的国家及国际社会带来了毒品泛滥的巨大灾难。美国称缅甸佤族地区政府的主要军政领导人是金三角第三代世界鸦片毒枭,中国警告缅甸佤族地方政府个别领导人向中国境内走私贩毒,缅甸政府也认为佤族地方政府走在十字路口。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下缅甸佤族地方政府领导层认真地思考了何去何从的问题。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96年至2000年)开始加快了发展步伐,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交通、能源、宝石制造、商业、城镇建设、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替代种植方面也有进展,地方政府的经济和民众的生活也得到了一些改善,但并没有改变毒品经济仍然是佤族地方经济主要来源的状况。这种矛盾又特殊的过渡状况,又使缅甸佤族地区蒙上了一层不散的浓雾,怀疑、威胁、恐惧┅缅甸佤族地区向何处去?受到举世的关注。
缅甸第二特区(佤邦)概况 一 地理位置:
缅甸第二特区(佤邦),是缅甸联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由南、北两块地区组成。北面地区位于缅甸东北部,约在北纬22—23,东径98—100间,东北面与中国云南省临沧地区的耿马县、沧源县,思茅地区的澜沧县、西盟县、孟连县、西双版纳州的勐海县接壤。北面与缅甸第一特区(果敢)相连。南面与缅甸掸邦第四特区相邻。西面至缅甸第二条大江—萨尔温江(怒江),与滚弄、当阳等城镇隔江相望。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万。南面地区与泰国接壤,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万。
二 历史: 缅甸第二特区(佤邦)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67年以前的几千年。是佤邦漫长的历史阶段。这段历史是原始社会末期,封建社会初期的变革阶段。鬼神支配着人们的思想,世袭的山官、头人统治整个社会,其表现形式是部落制度。整个佤邦分为大大小小几十个部落(佤语叫“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由于外来武装势力的干预,佤邦境内出现了布来吴、岩帅、永和、岩小石、扎跌等部落武装组织(称自卫队)。这些武装组织和部落之间互相残杀械斗,战乱不断,民不聊生。
第二阶段(1967—1989年):在部落混战、各族群众处于暗无天日的危难时刻,佤邦许多有识志士勇敢地站出出来。他们认识到,要拯救处于水火之中的人民,必须推翻反动的部落制度。必须组织革命的武装力量,以实现佤邦的统一和和解。
1966年6月,以鲍有祥、鲍三板为首的领导人组织了昆马游击队。
1967年5月,岩肯、岩克龙为首的领导人,组织了岩城游击队。
1968年,以鲁兴国为首的领导人,组织了户双游击队。
1969年2月以赵尼来为首的领导人组织了绍帕游击队。
这些游击队的出现,鼓舞了人民求解放的愿望,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人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传递情报,队伍发展迅速。但这些游击队组织都是自发的、分散的。对统一佤邦、解放佤邦很有局限性。各游击队领导人不谋而合地意识到:必须统一组织、统一领导、统一指挥。赵尼来、鲍有祥、鲁兴国、岩肯等领导人加强了联络,经过很多曲折,找到了缅甸共产党。以诚恳的态度请缅甸共产党来领导游击队闹革命。
1969年三月,缅共代表来到绍帕、户双,7月到昆马、岩城。缅共代表与游击队领导经反复协商,密切合作,对各游击队进行了整编。以户双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了缅甸人民军东北军区4048营,以绍帕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了4049营,以昆马游击队的基础,成立了502营,以岩诚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了501营。
部队成立后,组成了江东指挥部。指挥部成员有:周昆系、郭志明、杨福康、鲁兴国、郭志、赵尼来、鲍有祥等人。指挥部成立后,70年4月30日解放了勐冒(新地方)、随后解放了营盘、邦腰、金厂等地。根据东北军区的命令,4048、4049部队到外区域作战,501、502部队留佤邦地区作战。
1971年11月,佤邦的部队和民兵群众参加了滚弄战役。
1972年3月,缅共东北军区总部迁到勐冒,进驻佤邦的部队有4045、4046、4047、3035、炮营等。本年底,佤邦境内大都获解放,北佤南佤实现了统一。1973年解放了勐波地区,孟延地区的大部分及勐宁等地区。1973年4月,东北军区总部迁到邦康,1978年7月中央总部也迁到邦桑,直到1989年4月16日。
缅甸共产党在佤邦地区20年,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农民为基础;以军事为中心;以农村包围城市、赢得战争、夺取政权为方针路线,解放了佤邦、统一了佤邦,使佤邦人民摆脱了部落统治的桎梏与枷锁,佤邦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20年来,缅共除以上部队编号外,还先后组建了2旅、5旅、8旅、683旅、685旅、768旅、859旅、12旅、6旅、7旅、48师、68师等部队编号。在地方,还广泛地成立了民兵,各县成立了县大队。武装力量形成了民兵、地方军、主力军三结合体制。
在地方政权方面,组建了北佤县、南佤县、景北县、邦伞特区。
缅共在佤邦20年,为佤邦办了20多所学校、5个医院,动员群众修了干季公路300公里,搞了部分开田挖沟等农田水利工作。
1985年9月9日,缅共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赵明同志,被选为中央委员。赵尼来、鲍有祥、李自如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缅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内部发生了许多问题:根据地越来越小,阶级斗争越搞越激烈,中央主要领导年龄老化,思想僵化,教条主义十分顽固。大民族主义、宗派主义日趋明显,干部中培置亲信,拉帮结伙。连年战争,群众生活逐年下降,部队供给短缺……对此形势,当时许多中下层干部提了许多改进意见,但缅共主要领导听不进,还加上“反党”帽子。在这种情况下,3月11日,原缅共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彭家声在果敢宣布脱离缅共领导,成立了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
在对待和处理果敢问题上,缅共内部有两种主张:一是和平解决,二是军事镇压。主张军事镇压的占了上风。他们组织了指挥部,命令当时任北佤县县长、12旅旅长的赵尼来和当时任中部军区副司令员的鲍有祥,率部队前往镇压。他们俩人都是主张和平解决的干部。在这即将发生兄弟互相残杀的危急时刻,赵尼来、鲍有祥左右为难,一边是上级领导,不执行军令不行;一边是20多年同一战壕的战友,不忍心互相残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们最后决定:脱离缅共领导。这就是震惊内外的《4.17》事件。
第三阶段:和平建设时期(1989—1999年):
1989年4月17日,佤邦举义旗,脱离了缅其错误领导,组建了佤邦联合党、佤邦联合军。5月18日和政府对话,达成停战协议。4月17日是佤邦历史上一个里程碑。从此佤邦进入了和平建设的新时期。

作者:汉斯·史坦穆勒(伦敦政经学院人类学系)

老缅眼中钉自己壮大实力吧!别成为第二果敢,别认为自己多强大边境不安宁半天拿下,发展民生才是实力

译者: 杨宇豪

佤邦只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一切都有可能,毕竟佤邦的底子比较好。

原文:2016. ‘Der Wa Staat: Chinas Bergfestung im Hochland Burmas’,
Merkur –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europäisches Denken 70: 807, 28-39.

战争和鸦片是佤邦的两个标签。

谢谢作者和译者赐稿。

佤邦在整个20世纪一直笼罩在硝烟里。佤邦先后爆发了部落人头之战,部落抵抗日军之战,缅共与缅甸政府之战。直到2003年佤邦才停止了内部的最后一次内斗,成立了特区。

佤邦是缅甸东北部一个占有与昆明市相当面积、由地方武装「佤邦联合军」统治的地区。其官方地位是缅甸联邦中的一部,而实际上该地区却由一个独立的地方武装控制。对于佤邦境内发生的事情,缅政府与政府军几乎施加不了任何影响。在诸多方面,佤邦更接近与其接壤的中国。

罂粟和战争在佤邦的历史上经常纠缠在一起,互相依存,共生共荣。鸦片的暴利产生了金三角一代代的军阀和毒枭。60至70年代,西方通缉的第一代毒枭是鸦片将军罗星汉。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坤沙称霸金三角。80年代,以毒养军的势头开始。1989年缅甸分裂为4只地方割据势力,促成了以缅甸为主的新金三角局势。1996年,佤邦帮助缅甸政府打败了坤沙,佤邦也成为了新兴的毒品王国。

中国的观察家有时将佤邦戏称为「山寨中国」。「山寨」是汉语里的新词,指品牌商品的廉价仿冒。这样的东西想来是贫穷落后的山里人制造的,给买不起正品的人使用。在中国沿海的省份就能见到类似山寨「耐克」运动鞋或者山寨「古奇」手提包这样的东西。通常这类商品会与真货略存不同而很容易分辨,例如仿制「iPhone」的手机「iStone」,于是模仿也可以理解为创造性的摹制[1]。

(坤沙)

卡尔斯鲁尔的哲学家和媒体理论家韩禀卓(Byung-Chul
Han)将这个词解释为一种超出西方「原创—仿制」对立之外的概念——它代表了中国的创造实践,在其中原创性难得起到什么作用。如此根本的不同会很快导致所谓「东方主义」的那种东西方对黑白对立的成见:这种成见往往鄙视复制,觉得「中国人就喜欢抄袭」。即使这种仿制可以被正面地重新解读,解读也是发生在东西方不平等的话语和关系中,于是这种解读也常常是情绪化的模糊表达。对仿冒商品如是,对佤邦亦复如是。

佤邦第二号人物李自如,外表祥和,总是以微笑示人,而他却被称为辣手将军,祖籍云南,36岁就当上缅甸中部军区司令。李自如与佤邦第一号人物鲍有祥相识于1972年,当时两人都是低级军官,而李自如飞黄腾达后,提拔鲍有祥为缅甸中部军区的副司令。89年缅甸发生兵变后,李自如审时度势,拥戴佤族头人的儿子鲍有祥为佤邦之首。同年,佤邦拥兵自重,与缅甸政府实现和谈,成为地方割据政权,实际上缅甸政府无法插手佤邦的事务。

于是中国的博主和新闻记者将缅甸的一个叛军领地称为「山寨中国」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廉价仿制品。而佤邦内的很多东西确实也就像它旁边巨大邻国的破旧的映像:虽然讲自己语言的佤族是佤邦的主要居民(佤语属南亚语系,同汉语截然不同),汉语官话还是这个区域的通用语和官方语言。

(李自如)

行政单位和官僚都有中文名称或头衔,直接从中国的相应机构中借来,比如书记、办公室、部长和委员会。基础设施包括电力、供水和道路等等基本是中国公司所建,通常它们还会从中国派来工头。手机网络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建立运营的。流通的是人民币。中国公司还经营矿业、橡胶业、烟草种植、超市和旅馆。中国向统治这里的佤邦联合军提供经费和后勤支援。据说支援的物资中除了旧的制服也有武装直升机,即使——或者应该说因此——佤邦武装是缅甸所有少数民族叛军中最强大的一支。[2]

鲍有祥由于其出身,在佤邦部族拥有很高的声望,因此也团结了佤邦一切能团结的力量。鲍有祥由于其父鲍岩嘎亲共,导致其全家被国民党残军追杀,鲍有祥在残酷的环境中长大,形成了他个性强硬的特点,私下里他痛恨外界称他为毒品王国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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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20岁的鲍有祥联合其他佤族游击队加入缅共。此后,佤兵一直是缅甸最能打的军人。鲍有祥脱离缅共后开始了单干的道路,1989年,鲍有祥发动兵变,和平解散缅共,成立佤邦联合军,自任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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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有祥)

号主按:《佤邦新闻联播》是佤邦最重要的新闻节目,它用普通话和简体中文播送新闻,节目形式和采播方式都很像大陆地区省市级电视台新闻的风格。例如,2018年2月6日的《佤邦新闻联播》中,主要新闻包括:「政府副主席肖明亮春节前慰问驻佤邦办事处机构代表」、「佤邦农林水利部与普洱市畜牧兽医局签署合作协议」、「建设部及联合军某旅共同开展「勐波-勐洋二级公路」建设情况视察活动」(资料来源:YouTube佤邦新闻联播)

2002年联合国禁毒署的年度报告显示,缅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国,至少占全球鸦片产量的50%到60%。而在缅甸,最主要的鸦片来源就是佤邦。如今在佤邦的首府邦康,鸦片的买卖是被官方明令禁止的。但是只要有当地的朋友带领,鸦片还能在黑市里买到。

因此这个“山寨中国”就不只是一个滑稽的中国仿制品,也是潜在的危险品。

佤邦的这两位风云人物都在1989年之后迅速暴富,外界怀疑,这是靠毒品的暴利积累的财富。然而他们均否认,而且外界也没有找到他们直接参与毒品交易的证据。而佤邦的第三号人物,魏学刚则是证据确凿的毒枭,他原本是坤沙部下,1995年投靠佤邦,2002年曾被美国认定为全球十二大毒枭之一,并以200万美元悬赏通缉。在被美国通缉后,魏学刚从此人间蒸发,不在公众面前出现过,然而佤邦也从未撤销他在佤邦的南部军区司令的职务。

佤邦军队的强大力量要归因于其地缘政治地位(即位于中国和缅甸影响区域中间的缓冲地带)、金三角的鸦片生产、以及多种军队和游击队之间的武装冲突。

(魏学刚)

佤邦军队的前身是缅甸共产党的游击部队,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时学习了中国军人和志愿者传授的毛泽东军事理论。除了中国的援助,本地的鸦片种植是几十年间佤邦军队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然而近十年来,鸦片种植几乎完全被取缔,其中除了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中国长期以来对佤邦军队施加的压力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2002年,美国人用卫星发现佤邦的罂粟成倍增长后,透过泰国透露消息,称不排除对佤联军进行外科手术式的空中打击。不仅是传说中来自美国的军事打击,来自政府军和缅甸其他割据势力的威胁也一直存在。

禁止毒品生产和流通是佤邦争取认可与合法性的中心手段,也是争取经济与军事援助的手段。为替代罂粟,佤邦在二十年来强力推广茶、烟草和橡胶一类的经济作物,并着力吸引投资,尤其是中国的。因此佤邦还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依赖中国的支持。

战争的阴霾是佤邦禁毒的障碍。或许在这种军事压力下,李自如主张在禁止种植罂粟后,把橡胶作为主要替代作物,来解决佤邦人的经济来源问题。然而禁毒之后,佤联军将没有足够的军费来源,以保持其地方武装的支出,用以抵抗军事威胁。这也为佤邦的禁毒之路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鲍有祥的弟弟鲍有华因为吸毒和制造化学毒品,曾被撤销职务,2004年佤邦还决定裁军20%,佤联军的建设重点也转移到农业生产,这也表明佤邦有意在去毒品化。

缅甸的佤邦想要完全被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副产品。并且毫无疑问,它确实在中国和缅甸都被认为是这样,即使是山寨版的中国。但中缅边境上的这片山区可以向我们展示更多这个地区多样的、另类的现代性。

1886年英国人把罂粟带到了缅甸。这种看似美丽的花朵,开满了缅北的崇山峻岭。逃亡到缅甸的国民党军官李弥是种植罂粟的提倡者,从此以后开启了佤邦的军阀以毒养军的恶果,把佤邦变成了曾经世界最主要的鸦片产地。1997年佤联军向世界宣布,2005年的春天,佤邦在收割最后一批罂粟后,从此全面禁毒,而且佤邦在战胜坤沙,获得了其在泰缅边境的地盘。从1999年起,佤邦动员居民大规模向南佤迁徙,计划迁徙40万人。以此将北佤山区种植罂粟的农民,逐渐迁往适宜种植水稻,茶叶,橡胶等经济作物的地区,以摆脱对罂粟的依赖。

西方经常用自己衡量中国。对中国,「西方」最不安的是中国并不抄袭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还有人权的概念。在愈二百年的接触里中国所模仿的西方现代化,也是其他社会学习的蓝本,尤其是第三世界。

与果敢不同的是,佤邦在英国人没来之前,一直是以种植茶叶为生。佤邦所在的地区并不像其他缅北的高寒气候,没有罂粟的替代经济。也就是说,佤邦只要决心摆脱鸦片的毒瘾,是有机会重新转型的。关键在于要经历转型的阵痛期,坚决拒绝罂粟产业的暴利。

对于中国的这个邻邦,「向中国学习」也总是意味着「与中国相处」。同受中国影响的其他边缘地区一样,佤邦的现代化与中国的平行发展,并且交织与其中。从「山寨中国」这个比喻出发,本文将深入分析几个这样平行与交织的案例。

看上去鲍有祥确实有去毒品化的决心,如果佤邦能摆脱战争的阴霾,军阀特权的腐败,罂粟种植的依赖,或许我们可以乐观地期待佤邦的明天会更好。如果真是这样,佤邦的两位枭雄或许可以摆脱外界对其的偏见,其历史地位也会被改写,佤邦的百姓也因此可以有更美好的未来。

佤邦想要做微缩版的中国,其实也就是中国的廉价仿品,可事实上这里的居民从来也不是就被动地接受中国的影响。作为一个相对自治的政权,佤邦创造性地借鉴了中国。从上世纪后半叶学习毛泽东的军事策略,到近二十年来模仿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毛泽东思想和资本主义都在佤族地区找到了他们各自的土壤。两者都不只关乎相应的社会组织方式,自然更缘于同中国不可避免的紧密关系。因此,佤邦的情形就既是个案也是一种对照。即,从本土历史中的具体案例出发,将其置于另外的比较框架下重新审视。

第一种山寨:过去的自治

事实上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国南部与边缘的很多社区都有山寨。在中央政权不能及或者力量微弱的地方,这样的寨子有防御的功能。在很多地区这样的寨子保护居民免受邻近部族或者军阀势力的侵扰,同时也为叛乱武装或者起义军队提供庇护以及向周遭乡村或平原地区进攻的据点[3]。

阿佤山腹地的居民一直到二十世纪后半叶还生活在农村,这些村落有栅栏和沟渠环绕(Fiskesjö
2001)。几个部族生活在同一个寨子里,有时几个村子会环绕成一个大寨。在与邻近寨子频繁的武装冲突中这些寨子提供能保护,也是撤退的后方。到四五十年代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队来到这片区域,这些寨子便慢慢失去其战争功能。

一直到那时佤族都是一个「无国家」的社会。美国政治学家斯科特(Scott
2009)将南亚山区的这些社会描述为「逃避集团」,他们向高地撤退以躲避山谷里的国家势力。而实际上这个让人惊奇的是这个地区寨子和坝子(山谷和平原)的对立:国家或者王权将自己限制在谷区,其中农民灌溉稻田,世界性的宗教和他们神圣的经文广泛传播,稳定的交通网络使得官僚机制和税收得以运行。在山区则相反,少数民族生活在迁徙的部落里,刀耕火种,信万物有灵的宗教,并保持相对的自治与平等。

因此山区和谷地的关系就成为了研究这个东南亚社会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一个中心话题,从阿萨姆邦的高地一直讨论到老挝和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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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邦势力范围(图片来源:Wikipedia)

但即便佤族明显是典型的山区居民,传统的佤族社会也不能被称为「逃离集团」。原因是佤族并没有躲避周围的国家,不是进山逃离国家的统治,相反他们时常扫荡旁边的掸邦,有时还会俘虏奴隶。以山寨为据点,他们还会对周围的村落实施报复。扫荡和报复也被用来猎头——敌人尸体的头骨是每年播种前祈年仪式所必须的。因此一直到1950年前后佤族仍是一个相对自治的社会,有时还会掠夺周边的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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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末,佤邦军队公开展示作为战利品的敌人头骨(图片来源:Getty Image)

佤族社会的自治反映也在每个人的独立上。

每个男人,也基本包括每个女人,都被当作是自力且自治的。这是一种平等的精神(Ethos),建立于一种荣誉准则和道德规范之上。(Fiskesjö
2010: 244)

氏族和村落间的斗争是为了复仇,其终极目的总是维护个人和地区的自治。山寨因此是复仇政治的单元,这样的组织最终确保了相对的政治平衡。[4]

在英国的殖民政权下佤族山区一直保持着自治。殖民官员确实进行过几次对佤族山区的考察(最早在1891年),但结论是没有必要与佤族为敌。他们被认为既没有威胁(因为他们只在自己的地区猎头),也没有被纳入殖民管控的价值(因为他们除了鸦片和牛角从没出口过什么,除了盐也不进口什么)。(Harvey
1933:3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佤族依然免于卷入战火。二战结束后不久,英国殖民政府即与一群年轻的缅甸知识分子展开了关于缅甸独立的谈判。1947年2月Aung
San(Aung San Suu
Kyi的父亲)等人向缅北的少数民族代表承诺了自决权,而佤族同其他几个民族则不在协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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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的Aung San Suu Kyi(左)及其家人(图片来源:mtholyoke.edu)

因此另外召集使团(前方地区调查委员会,Frontier Areas Committee of
Enquiry)与这些民族的代表交涉。四名佤族代表参与了与这个委员会的会面,却显然没有什么话好说。对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即佤族是否准备与掸族等其他民族结为联盟,一个佤族首领表示:佤族宁愿继续像从前一样生活,独立于其他人。

后来的缅甸总理钦纽也在委员会中。他问一名佤族代表是否不愿接受学校、衣物、好的食品、住宅还有医院。佤族首领坤赛(Hkun
Sai)回答:

我们是很野性的人,我们并不在意这些东西。

委员会的结论是,没有必要再邀请佤族参加讨论,因为“他们中没有谁能为缅甸立宪做什么事。”出于同样的考虑,佤族山区应继续作为掸邦一部管治。

由于新独立的缅甸和掸邦都缺乏资源,这种管治开始只存在于纸上。然而边境委员会已经开始谋划现代军队对佤族山区的渗透并终结佤族的自治。但直到那时佤族村落和氏族还生活在相互间和相对于邻近民族(掸、拉祜、汉、缅)的自治。佤族想在同委员会的谈判中表现出离群索居的样子,但他们也是令人恐惧的猎头者。实际上,山寨间的复仇行动和对山谷的扫荡是佤族得以自治的必要条件。

第二种山寨:毛泽东思想

从五十年代开始这个地区节节推进的现代化军队标志着佤族旧有山寨和政治自治的终结。早在缅甸独立谈判期间,缅甸各地上至掸邦的山地就开始出现毛泽东式的游击队。殖民政府以及后来的缅政府以系统地训练农村军事组织的方式对抗他们。

在东北山区里的还有在内战中战败撤退到这里的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开始统一边境。1950年和1951年,共产党的部队来到佤族山区,建立军营,着手安抚阿佤山中国境内的部分。在佤族山区国境线长期是开放的,而共产党和国民党部队的军营常常就在互相可见的距离内对峙。中国和缅甸1960年完成了边界划定,这个边界一直保持至今。今日佤邦的大部分区域在1960年前都由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占领,佤族的首领也与中国军人常有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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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邦的现代化军队(图片来源:The Firearm Blog)

很多如今在佤山缅甸一边的佤族首领仍然和共产党的军队保持联系。自1960年勘定边界后,中国的边防士兵便开始训练佤族人游击战术。共产党部队在本地佤族与敌对氏族、国民党部队及其盟友的战争中为期提供支持。在后来的六十年代,游击队在很多佤族聚居区内发展,其中多数受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在佤山边缘的少数聚落也接受缅甸军队的支持,后者最终渗透进了佤族山区。1968年到1969年间由军人独裁者奈温将军领导的缅军将缅甸共产党的游击队赶进了这些山区。缅甸共产党很快与当地集团结为联盟,特别是与佤族游击队。同盟得到了中国的支持和督导,这时中国已经开始直接支持缅甸共产党。

之后的两年佤族游击队成为了缅甸共产党武装的重要部分,同缅甸军队及中国国民党残部战斗。处于军队的底层,他们经常与缅甸共产党上层的缅族精英有冲突。对于组织佤族人,弥合佤族士兵与缅族精英的分歧,毛泽东的方式非常高效。

在某些方面这种革命精英和下层士兵的对立正是毛派革命的核心问题——毛泽东的战争和组织思想的核心即是从其中发展而来。比如「群众路线」就是说每个党的干部都要站到群众的「路线」上,而且只有从那之中通过与群众不断的互动革命才得以继续。

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在长征和延安时期学到,要务实地避免与地方力量和「旧势力」(秘密社团、氏族组织、军阀等)发生冲突。这种实用主义在毛泽东的群众运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不能被看作是对革命理想的背叛。[6]在抽象的政治宣传之外,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军事组织和战争中化得以实现。因此毛泽东思想指导的战争对佤族山区现代国家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佤族山区,1989年也是跨时代的一年。铁幕在欧洲垮掉的前几个月前,佤族军官发动对缅甸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并在之后不久建立了一支新的独立武装和政府。这次政变的基础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显现。

毛泽东死后,中国高层对国外毛派游击队的支持迅速降温。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与缅甸军政府的关系开始改善,而缅甸共产党至此只能自力维持。同时缅甸共产党中缅族精英与佤族下层士兵的矛盾加剧。缅族军官在指挥部发号施令的时候,佤族使命在同缅军进行残酷的战斗。对于党内的缅族领导,以及他们对群众的傲慢态度,佤族士兵的怨恨一直在加深。

矛盾的一个焦点就在于本地的罂粟种植。缅甸共产党多部长期依赖鸦片生产提供经济收入。中国的援助中断后,毒品贸易和毒品生产中课取的税收就成为缅军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缅族领导也尝试过以强硬手段规范毒品贸易,但这些手段更加剧了他们与非缅族的下层士兵的矛盾。

1989年3月,彭家声领导缅共中的汉族部队首先在邻近的果敢地区起义。缅共领导的佤族部队随即被派遣前去镇压。佤族部队抗命,相反却占领了缅共在邦桑的总部。他们烧毁了总部内所有的文件和情报,并将那些缅族的领导逐出缅中边境。同一天他们改名为「佤邦联合军」,鲍有祥被选为这支部队的司令,并任「佤邦联合党」总书记。

最初佤邦军政府的领导担心中国对他们政变可能做出的回应,而中国则这是接收了他们驱逐的前缅共干部——这些人中大多现在平静地生活在中国。基于佤邦官员(他们多数能讲流利的汉语)过去与中国的联系,佤邦同中国的关系很快正常化。

第三种山寨:威权资本主义

佤军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禁止罂粟种植。这一态度的转变,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与中国的关系——当时毒品生产在中国被当作是对边境安全的严重威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兄弟关系」终结后佤邦仍然依赖经济和军事上的合作,而禁毒则是为了佤邦在争取承认与合法性过程中的声誉,主要是中国的认可。

佤军司令鲍有祥公开表示,以人头担保,2005年前佤邦彻底停止鸦片种植。(人头担保也在影射佤族过去猎头的习俗)事实上佤军打击罂粟的行动也相当成功。佤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强迫农民放弃采集罂粟种子,田里的罂粟往往一律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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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佤邦军队和他们的罂粟田(1992年,图片来源:Getty Image)

对农民来说,罂粟种植的结束带来了不少痛苦。虽然佤军帮助进行替代种植——包括橡胶、烟草和茶叶——一段时间内很多农民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因为橡胶、烟草和茶叶要至少一年才能收割。替代种植通常以大规模计划,本地农民由之失去土地。要么土地交给制定这些计划的军队,要么地权被出让给投资者。

同时,军队又向(主要是中国的)投资者授予更多的矿产开采权。很多小型的山区矿场开始开采煤炭、矾土和锡矿。包括一个庞大的锡矿在内,还有几个大型矿场由佤军掌握。多数矿石被运往中国。根据最近的报道,佤邦的锡产量在几年内快速上升,以至对整个地区锡的价格都有影响。(Martov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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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邦锡矿(图片来源: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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