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从历史到今天中国人怎样看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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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从历史到今天中国人怎样看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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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矛盾的对华政策

来源:《世界知识》2005年第21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讽刺古德诺和袁世凯的漫画

巴黎和会

蒲安臣与他的两位中国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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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的国际关系结构看,英法受到德国的强大威胁,减少了对东方的投入,日俄矛盾上升,美国也开始关注亚太地区。从中外关系结构看,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自1840年就开始恶化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达到最低点。当时不仅国际社会瞧不起中国,中国人自己的民族自信心、对政府的信任都降到低谷,出现整体性社会危机,政治丧失合法性,经济殖民地化,社会心理衰败。在这种时期,美国成为东亚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因素,对中国的政策意义开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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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在您的新书《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中,你着重考察了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国际体育等人物或事件,进而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中美关系,发掘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在中美交往史上留下印记的人或事有很多,为什么您会挑选以上的人物或事件,觉得他们有怎样的代表性?

浦安臣

徐国琦

美国传教士 狄考文

有些历史人物在传统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经常被忽视,因为他们名不见经传。但如果我们通过共有历史的新视野来回顾,这些人就会崭露头角,重要性也会显而易见,戈鲲化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人。戈鲲化自称是安徽省徽州人氏,而徽州在历史上素以文人和商人辈出著称。他生活在中国史和美国史上都是多事之秋的年代:1838年生于中国,1882年死于美国。他成为在西方大学正式执掌汉语教席的第一位中国人。他于《蒲安臣条约》签订11年之后的1879年,也就是在清代留美幼童被迫全部撤回国的两年之前,横跨太平洋来到美国,开始在哈佛大学教授汉语。当时中国士人很少对出洋感兴趣,但戈鲲化却在美国的排华浪潮日渐高涨且国会即将批准排华法案的时候,冒着风险来到美国。他来了,并且赢得了赞誉。今天任何人走进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都能在正门入口处看到戈鲲化身着清代官服的照片。

1979年以后,中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中美关系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美国的形象也进入到新的阶段。美国在中国民众中的形象进入到一个新的最好时期。1979年到1989年,中国民间与官方意见几乎相似;但1989到1999年,官方对美国的意见挺复杂的。一些部门批评美国,但务实的部门还是非常理性的。1999年炸馆事件对中国民众的伤害太大。还有赵梅提到的那一系列事件。

第五章研究美国哲学家杜威在中国的故事。杜威从1919年5月初到1921年7月,在中国逗留了两年多,亲身经历和直接参与并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成为五四时期在中国的“科学”和“民主”两大“先生”的化身,成为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使者。杜威通过其在华期间所做的大量演讲,向中国人介绍美国的政治、教育及文化;又通过为美国主流媒体及报刊不断撰写文章,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国人的声音及诉求。个人认为唯有共有的历史方法,才能够说明并更好地解读杜威在中美两国人民交往中之“共同的旅程”的重要意义。

美国开始积极介入东方事务的标志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它占领了菲律宾以至西太平洋,并开始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此时美国的金刚钻(经济实力)有了,“海权论”也已经出来了。但美国是个经济大国,同时又是个军事小国,所以美国国内还没有意愿去揽主导东方事务这个瓷器活。美国进入中国的政策视野并成为可以依赖的国际力量,从国际关系政策角度来讲比较有意义,还是在这个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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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1840年到1895年是中国国际关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又以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的介入为标志,分为英法主导和日俄发挥积极作用两个时期。在这一阶段,美国实际上不起多大作用,但正因为它是“社会”先行,而不是官方和军队主导,所以获得了中国很大的信任。

澎湃新闻:您在写到古德诺和杜威的时候,多次提到他们对当时中国的描述:节奏缓慢、没有效率,人们的时间观念淡漠……在中国,时间仿佛停滞了。当时访华的杜威还认为,道家的“无为”观念,是“仓促、急躁、过于忙碌又焦虑不安的西方绝对需要的”。可没人能想到,半个多世纪以后,如今的世界似乎颠倒了,人们去欧洲、甚至是在美国,都会羡慕当地人慢节奏、惬意的生活,相反中国变成了一个追求效率,仓促、急躁、过于忙碌又焦虑不安的世界。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角色颠倒?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不是该向我们的过去,或是现在的西方学习一下“无为”呢?

珍宝岛冲突

徐国琦:一部中美关系史,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中国人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不少人认为美国对华一直包藏祸心,不怀好意。美国人同样有他们的见解,认为美国人对华基本友好,长期致力于中国发展。两国也有不少人相信中美本质上水火不容,有天壤之别。历史是客观存在,任何人无法也无权改变历史。但为什么在中美关系史的认知方面会出现这样的大分歧?看法如此迥异?

总之,在抗战结束以后,中国人的民族自主意识非常强烈,但美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些。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态度的变化,主要是因为美国后来支持国民党。当然其中也有国际因素。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写《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是写给苏联看的。当时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已随蒋介石集团到了广州,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还留在南京,周恩来派得力助手黄华到南京与司徒雷登接触。当时苏联负责国际事务的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正在西柏坡,他对此很敏感,就让毛表态,于是毛泽东就写了这样一篇非常刻薄的文章。

徐国琦:中国人和美国人彼此之间有许多矛盾的认知和想象。19世纪的美国一方面着力于改造或改变中国,但另一方面又通过排行法案,合法歧视中国人。这种矛盾与美国历史上的许多其它矛盾是一脉相承的。如美国宪法承认人人平等,但在相当大程度上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印第安人土著和黑人却不在平等之列。中国人在很长时间内对西方和美国人的认知也是有矛盾的,直到19世纪下半期,中国人一直把美国人在内的西方人当成蛮夷和化外之邦。在此我要强调的是,这种误解、矛盾、彼此歧视也是共有历史的重要部分。

中国历史转折期:美国对中国民族觉醒无意识

所以,本书各章互相关联,构成一个总体。由于您的这一问题涉及到本书的关键,必须详细解释,不得不啰啰嗦嗦说了这么长的一段话,借此我希望读者诸君能够理解我写作此书的良苦用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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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致命的原因还在于这些研究通常出于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法,过分强调政府部门、政治家和经济方面的作用,而轻视和忽略个人因素,特别是那些中国人和美国人合作发起、共同积极参与其中的活动和经历。传统中美关系研究还有一个巨大缺陷,就是缺乏对双方共同经历的历史的文化关怀。我所说的文化主要指中美两国人民在从19世纪直到现今的漫长旅程中,两国人民和社会所共有或共同经历的梦想、希望、失望、激动以及挫折。在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共有历史经历中,文化国际主义早已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长期存在于中美关系之中,只是没有受到学者的重视而已。

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广州算起,中美接触至今已有221年;从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有正式官方接触算起,也有161年了。可以说,已经有足够长的时间使我们相互认识。截至目前,我们对美国比对其他国家更关注,更有好感,对美国的意见分歧也最多、最复杂,这是百余年持续不断的一个特点。

徐国琦:历史是客观存在,任何人无权歪曲历史。但写历史又不能平铺直叙,面面俱到。哪些该写,哪些该被排除在外,怎么写?都是煞费苦心和招骂的事。正如我在拙著《边缘人偶记》中涉及到本书写作时,我曾写道,在绞尽脑汁之后,我决定几个不写:前人写过我无法写出新意的题目不写,外交、经济、政治人物尽量不写,没有档案资料的不写。我要写的一定是属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层面共有的历史。另外,历史书最忌散漫和缺乏主线。本书要写的应有一根明显和一脉相承的主线。第三是本书的内容一定要有可读性和故事性。“三要三不要”原则确定之后,我便开始了漫长的研究工作。

1895年之后中国的国际关系进入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美国成为东亚国际关系中的积极因素,特别是1898年爆发美西战争,美国的势力一下子达到了原来西班牙在远东的殖民地——菲律宾之后。

中国留美幼童组成的棒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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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一书于2019年1月由理想国出版,将焦点集中在民间、个人以及非政府机构之间的互相交往和积极互动上,通过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国际体育这些人物或事件来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中美关系,发掘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本书的作者徐国琦教授为香港大学嘉里集体国际化史讲席教授,著有《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
1895-2008》,《一战中的华工》,《亚洲与大战:
一个共有的历史》,《边缘人偶记》等作品,长期致力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史和共有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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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共有的历史或旅程是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历史发展主线,不容忽视。个人认为,这种共有的经历和旅程会一直延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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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使团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争夺远东的斗争中,日俄矛盾比较突出。日本成功地利用了英日同盟,并得到美国方面的潜在支持,赢得了1904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成为东亚首强后,日美矛盾上升。有资料显示,在西奥多·罗斯福时期(1901年-1909年),美国对日本就有所关注。美国学者和军界甚至提出,有可能发生日美冲突。就中国来讲,随着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活跃,加上前期美国的形象比较好,美国仍然是中国依赖的一个对象。八国联军之后,美国率先退回庚子赔款余额,在中国的“公关”工作做得好,巴黎和会上美国提出的“十四点”对中国的精英影响很大。美国在一战前后,给中国的印象还是好的。但是,威尔逊的作为——在巴黎和会上向其他列强妥协、默许日本吞并中国山东半岛,导致中国精英层大失所望,其直接结果就是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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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一样,最早到中国的美国人也是传教士和商人。但是,鸦片贸易、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对英法等国(还有后来的俄日)印象极坏。而美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执行的是“小舢板”政策,即跟在英国军舰后面,搭英国以武力迫使中国割地赔款、开放口岸的顺风车,既占到了中国的便宜,但又不成为中国应对的矛盾焦点。由于中国最早接触的美国人基本上是传教士和商人这类人,一开始就接触到美国平民化的一面,这在客观上有助于美国留给中国人一个较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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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美国通过华盛顿会议签定《九国公约》,成功地逼迫日本退出山东,这让中国国内一部分国民党人成为坚定的亲美派。华盛顿会议以后,美国退守本土,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盛行。在那段时间,中国正处于黄金十年,当时的经济增长达到13%。也有人认为,日本攻打中国是看到中国的快速增长,要是不进攻中国,以后就没机会了。总之,那个十年中美关系是正常的。

我想问题出在视野及研究方法上。我们目前的研究似乎过分强调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历史背景的不同,侧重中美之间的冲突、对抗以及分歧。这些差别和分歧无疑是历史事实,但不可能是中美关系的全部。只不过我们通常对其他不属于冲突和对抗范畴的历史视而不见而已。还有可能就是由于中国对档案的限制利用或保存不善,造成中外学术界在中美关系研究中,通常以美国和美国人为着眼点,只把中国人简单地作为对西方所进行的各项活动及行为的被动反应者和陪衬来描述,很少有人对中国人率先做出的乃至改变中美间关系的主动行为给予同等程度的重视。

但内战的时候,这种形象被破坏了。马歇尔在访华的时候还是真心地希望中国搞联合政府,从美国自身的利益来看,他们也是希望中国避免内战的。但是,由于冷战的影响,美国的意愿出现了偏差。美国和国民党结盟,而国民党的腐败和内部的脱节导致美国形象受损。中国共产党成为美国这种做法的受害者,最早也最敏锐地意识到美国会给中国造成危害,因而积极对民众揭露美国的错误做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抗日战争使中国民众的民族自决意识空前提高。此外,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还与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的宣传有关。

徐国琦:我倒不觉得有角色颠倒问题。古德诺和杜威的中国人,固然是节奏缓慢、没有效率,人们的时间观念淡漠。但另一方面,总体而言,急于求成、病急乱投医一直是20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社会的通病。相反,西方由于长期以来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各种制度,社会一直在有序和渐进地前行。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社会运行制度的角色好像并未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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