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老朋友”纪登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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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老朋友”纪登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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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7年我还在大同矿山机械厂当工人的时候,就听说过老红军江一真的儿子江上虹密谋行刺江青的案子。这是当时在大同师范教书的章鸿志给我讲的。他老爹是中南海保健医生,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章次公先生,非常有名,给很多中央首长看过病。鸿志的哥哥章鸿远因为在讲课时公开批评了江青,被逮捕入狱,与江上虹关在一起。这样江上虹的事就流传出来了。据说他私藏枪支,多次到钓鱼台踩点,侦察江青的出行规律,企图用40火箭筒打江青的红旗车。


听后印象深刻,非常仰慕,一直想结交这位当代荆轲,却苦于不认识。多年来,始终没忘记这个江上虹。民主墙的时候,也曾托人寻找过他,却未果。30年后,也就是2007年11月在与从美国回来的朋友程xx聊天时,无意中得知他与江上虹很熟,又惊又喜,马上请他联系与江上虹见面。于是终于认识了这位素不相识的,盘桓脑海多年的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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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峰说,上虹干那事一点不奇怪。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胆子大,不在乎死,对死亡的感受比较麻木。比如爬山时,打赌从一块很高的岩石往下跳,一般人都害怕摔断胳膊腿。上虹连想也不想就跳,根本不计后果。生病后,他也不注意保养,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抽就抽,全不把医生的叮嘱当回事。

  在中共党内,被毛泽东从基层破格提拔到中央重要职位上且显赫多年的人物并不多,纪登奎就是其中一个——他与毛泽东风云际会,在政坛上红了20多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批评,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他的辞职请求之后,才从政治舞台黯然退出。

我知道上虹要干的事不可能被官方宣传,永远上不了报纸、广播、电视,北京当年只有极少人知道。现在,大家早已把他这个“反革命武装叛乱集团头子”遗忘。我自然很想给这位传奇汉子写篇文章,不奢望在官方刊物上发表,但却可以为这位一生默默无闻的英雄呐喊两声。

  【专列上的“六问六答”】

2007年11月26日在奇峰的引荐下,我来到他家。上虹及爱人张x,妹妹xx全都在场。上虹刚经历了一场脑溢血,已经恢复得差不多。说话口齿还有些不清,举动比较迟缓。但头脑清晰。他很耐心地给我讲述了他这辈子的经历。

  1951年春天,毛泽东乘专列沿京广铁路南下视察,途经许昌时停车听取许昌地区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这是时任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纪登奎第一次见毛泽东。在专列上,纪登奎扼要地介绍了许昌地区的历史文化、乡土风情、资源物产等概况,汇报了土改、治淮、抗美援朝、农业生产和宣传等方面的工作。

上虹介绍了文革中父亲被揪斗,自己受株连被从部队踢出的具体过程。眼看着那么多老干部被整死,江青今天点这个名,明天点那个名,一批一批地打倒老干部,他本能地萌生了对中央文革头头江青的痛恨。联动当年大反中央文革,大反江青的举动让他产生了共鸣,并渐渐认定此人不除,国无宁日。从而开始了密谋行动。

  汇报结束时,毛泽东突然问他:“你挨过整吗?”纪回答:“挨过,挨过两次。”

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可回忆起那个惊天大案,上虹依然不时流露出激动。说到动情处,哽咽了,泪花闪闪。他说,干这事必死无疑,失败了要死,成功了也要死。而且是秘密处决,绝不会让人知道他的姓名和举动。他缓缓地,有些颤颤巍巍地说:“我不怕死,江青那婆娘双手沾满了老干部的鲜血,干掉她是为民除害。跟她同归于尽我认了。”

  毛泽东说:“我挨过三次,比你多一次。”并说“挨点整,有好处。”接着提出二问:“人家整你,是整对了,还是整错了?”

上虹于11月14日在广州某宾馆去世。头天晚上11时洗完澡后,上虹喝口水,抽根烟时,突然心肌梗塞,抢救到次日凌晨1时,不治身亡,倒没有太痛苦。因为病故在外地,家人低调处理,只通知了极少数人。胡德平、邓朴方送了花圈。火化后,骨灰埋在北京门头沟万佛陵园。

  纪说:“整错了。两次都整错了。”并简略叙述了自己在冀鲁豫两次挨整的经过。

现在上虹已经长眠九泉,不能再让这位血性男儿继续被埋没了,我要尽力为这位当代荆轲说几句话,呐喊两声。在血腥恐怖的四人帮统治时期,最稀缺的是勇气,最宝贵的是勇气。上虹的勇气举世震惊,不愧为反四人帮的一位侠士,不愧为当当响的血性男儿,可歌可泣!

  毛泽东三问:“那么,你整过人么?”纪坦诚地回答:“整过。整人比我挨整要多。”

作者简介:老鬼,本名马波,中国作家,着有《血色黄昏》、《血与铁》、《母亲杨沫》、《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等。

  毛泽东四问:“整错过没有?”纪说:“有,也整错过。”

  毛泽东突然又严肃地第五次发问:“你杀过人吗?”纪登奎一怔,随即答道:“杀过人。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杀了不少人。”

  毛泽东第六次发问:“杀错过人吗?”纪答道:“也有杀错的。”并解释说“那是在情况紧急时发生的,没有来得及做调查就把人杀了”。随即检讨:“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毛泽东连续发出的六问,看似闲谈,实则是对纪登奎的经历、水平、胆识、人品等诸多方面进行的一次多方位、深层次的考察和面试。面对毛泽东的六问,纪登奎没有张口结舌,没有刻意回避,没有顾左右而言他,更没有假言蒙骗,而是在总体上做了实事求是的回答,毛泽东甚为满意。

  毛泽东离开许昌到了武汉,他要中南局负责人王任重派人调查、总结许昌地区宣传工作的经验。王任重找来中南局宣传部宣传处长郭小川,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他去完成这个任务。郭小川马上到许昌调查,很快写出《中共许昌地委宣传工作》一文,在195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日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学习许昌地区经验,做好党的宣传工作》的社论。这样一来,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引起全国的关注。5月,纪登奎应邀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并向与会代表介绍了许昌地区宣传工作的经验。毛泽东称赞道:“我党的宣传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会议结束不久,年仅28岁的纪登奎被任命为中共许昌地委书记。

  此后一直到“文革”前,毛泽东到河南十多次。每次去,毛都要把纪登奎找来,听他汇报。由于毛的赏识和信任,也由于纪登奎的工作出色,到“文革”开始时,纪登奎的职务已是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了。不久他又被提拔到中央,一再委以重任——这一切,都起源于专列上的成功“面试”。

  【“老朋友”的来历】

  毛泽东生于1893年,比生于1923年的纪登奎整整大30岁,应该说属于两辈人。然而,毛泽东却公开称纪登奎为“老朋友”,从此,“老朋友”就成了纪登奎的外号。这在中共党内极为少见。

  这个外号源于1967年,地点不是许昌,而是郑州。在“文革”的高潮中,1967年9月22日,毛泽东在从南方返回北京的途中,经过郑州时稍作停留,河南省党政军负责人刘建勋、王新、纪登奎应召登上毛泽东的专列。毛泽东见到纪登奎,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纪登奎,老朋友啦!”这就是毛泽东第一次称纪登奎为“老朋友”。

  毛泽东第二次称纪登奎为“老朋友”,是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

  1969年4月,纪登奎出席了中共九大。4月14日,毛泽东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首先通过了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然后是大会发言,先后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
9人发言。轮到纪登奎发言时,毛泽东扭头往身后的主席团成员席上扫视,没有看到纪登奎,于是问身旁的周恩来:纪登奎同志在哪里呢?周恩来指着前面的代表席,说:纪登奎同志在下面。这时,纪登奎从代表席上站起身,走向主席台发言席,当他走到毛泽东面前时,毛微笑道:请你讲话。然后,毛泽东向大会全体代表说:他叫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长期在河南工作。

  听到毛泽东的公开介绍,容纳1512名代表的会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在这次大会上,纪登奎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纪登奎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显然,“老朋友”的称呼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缘何获得赏识?】

  回到列车上的召见。据纪登奎晚年回忆,这样的召见有13次之多。不少人据此认为纪之所以获得毛的赏识,主要是由于纪幸运地到了专列。但是,光有机遇显然不够。毛泽东在河南曾同时召见纪登奎和路宪文,但两人的表现和结果迥然不同——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南下的专列从郑州开向信阳,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也曾应召登车汇报工作,但他总是说不到点子上。毛泽东兴味索然,很快就让他下车。而这时本该下车的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毛却不让下车。路宪文事后埋怨办公室的秘书们“不会弄材料,还是人家老纪会说,毛主席听得不让走”。

  原来,毛泽东问路宪文:你所管辖的地方既然有一个上蔡县,理当还有一个下蔡喽?路宪文紧张地说:报告毛主席,我学习得不好,不知道有没有下蔡。毛泽东又问:你那个信阳州里,宋士杰告状的文庙还在不在?路宪文又赶紧答道:报告毛主席,我学习得不好,不知道。毛泽东说,好了,你谈谈工作吧!路宪文就赶紧汇报说怎么发动群众,怎么发明创造,过去蒸着吃的红薯,现在可以蒸馍馍、包饺子、做点心……毛泽东终于不耐烦地说:你说了半天,不就是一块红薯么?!

  后来,地委秘书们告诉路宪文:新蔡建县时间晚于上蔡,地势较低,应该就是“下蔡”了;地委办公室后面的老古董房子,就是过去的文庙。路宪文恼羞成怒地说:你们给我准备的材料上有这些吗?就是这个路宪文,在担任信阳地委书记期间,急功近利,虚报浮夸,在1959年闹出了震惊中外、饿死百万民众的“信阳事件”,被撤职查办,落了个身败名裂。

  纪登奎就完全不同了。他工作比较深入、务实,掌握实际情况,善于搞群众运动。早在1943年4月,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黄敬主持召开大会,总结几个月来的群众运动。会议期间,二地委向黄敬汇报了纪登奎在鄄北搞群众运动的做法,引起了黄敬的重视。他当即派人通知纪登奎参加会议,并要他在大会上介绍经验。纪登奎从访贫问苦、同吃同住、扎根串连、申冤诉苦,讲到建立农会、成立支部、民选村长、整顿民兵、分半减息、二五减租,等等,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与会听众称誉他为冀鲁豫边区的“群运专家”。会后,边区各地县纷纷派人到鄄北参观学习。黄敬对纪登奎倍加重视,经常通知这位年仅20岁的小伙子参加区党委的有关重要会议。

  在“大跃进”运动中,各地争先恐后地“放卫星”,虚报浮夸盛行,造成严重后果。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使“大跃进”中的错误更加严重。纪登奎害怕把农村搞乱,但又顶不住上面的压力,在不得不贯彻上级指示、集中各级干部开动员大会时,他采取迟迟不散会的办法,以延缓反右倾会议的精神传达到基层。

  “大跃进”期间,仅信阳一地非正常死亡就逾百万,而洛阳地区基本上没有饿死人的现象。1960年冬天,在河南考察的陈云听说这个情况,问纪登奎这是怎么一回事。纪登奎说,我这个办法叫两本账,上边布置那个往下压的高指标、高征购啊,我没有办法,我也接收,但是我得弄清楚实际情况,这是另一本账。我得安排群众生活啊。

  除了工作实力,更重要的是纪登奎往往能准确地按毛的心理和思想回答提问。如1967年9月22日的专列召见。当时正是“文革”高潮,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受到冲击,纪登奎也不例外。刘建勋对毛泽东说:登奎同志在河南可受锻炼了,他在运动中被关了四个多月,挨批斗,坐“喷气式飞机”……

  毛泽东看着纪登奎说:啊,真是多灾多难。你说,这一点好处都没有吗?此时,精明过人的纪登奎没有大诉其苦,发泄不满,而是颇为轻松地说:大有好处,能够锻炼人。

  毛泽东问:你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飞机”是什么样子?
纪登奎回答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飞机”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从椅子上站起身,学着坐“喷气式飞机”的样子,弯腰,低头,把两只胳膊朝身后高高抬起,大家见状都笑了起来。

  这样的气氛,在毛和下属的谈话经验里,应当是不多见的,也是受欢迎的吧。

  【与张爱萍当面冲突】

  纪登奎虽然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挨批斗,但很快就被结合进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被提拔到中央担任重要职务后,他就一直是“文革”中的“红人”。
位高权重的纪登奎跟着“文革”犯错误、说错话、做错事、伤害人,可以说是必然的。

  据张爱萍将军的儿子张胜写的《从战争中走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披露,1975年3月,经过叶帅的反复动员,张爱萍重新回到国防科委系统,重点整顿230厂。他兴奋地对孩子们说:“邓小平出来了,说明毛主席回心转意了。”这是他出山的前提。

  其实,张爱萍判断错了。毛并没有回心转意,他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样,重新工作后狠抓整顿的张爱萍必然在劫难逃。

  1975年11月2日,被张爱萍赶出七机部的造反派头头舒龙山揭发张爱萍的告状信递到了毛泽东案头。毛批示:“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是9?16左派。”

  对张爱萍的问题,总政当然“酌处”不了。于是,由华国锋出面主持,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等大员召见张爱萍。规格如此之高,连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笳也只能“奉陪末座”。

  从张胜抄录的会议记录看,张爱萍的态度仍很强硬,不仅没有认错的意思,而且与纪登奎当面发生了冲突。

  纪登奎:我问你,“今不如昔”这句话是什么人说的?张爱萍:是右派说的。

  纪登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张爱萍:还用解释吗?告状的人不是左派吗?

  纪登奎:那你到底说了没有?张爱萍:还用我说吗?七机部的问题你不清楚?

  纪登奎:你看看你,讲的话就有这么厚厚一大摞!张爱萍:你都看过了?没有看到你自己讲过的话吗?

  纪登奎:你什么意思?张爱萍:“九年无宁日”,就是你说的。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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