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蒙疆政权的物资统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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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蒙疆政权的物资统制政策

原标题:【边疆时空】祁建民 | 日本的蒙疆经济政策:从防共基地到资源基地


时间:2007-3-10 10:29: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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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疆政权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扶植建立的伪政权之一。其管辖区域包括察哈尔省南部10县、晋北13县和伊克昭盟的大部分地区,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巴彦塔拉盟以及张家口、大同、厚和豪特、包头等市。该政权从最初的察南、晋北、蒙古联盟3个伪自治政府。经过“蒙疆联合委员会”到“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形成集权式的统一政权。后又先后改称“蒙疆联合自治邦”、“蒙古自治邦”。但一般统称伪蒙疆政权。

祁建民

日本在军事上把该地区看成所谓“防共特别地带”,在经济上则以“蒙疆以东亚经济融合为前提,向日本提供煤,铁、羊毛等重要物资。从日本引进资源开发所需资本、资产、技术,建立日蒙一体的经济体系”为宗旨。竭力掠夺论陷区的资源,达到所谓“以战养战”的目的。“对重要经济部门加以国家统制,是日本掠夺“蒙疆”资源的总政策。羊毛是该地区三大资源之一,又是重要战略物资,所以他们把羊毛纳入“军需物资”。对其生产、收购、输出、加工、价格等环节实行了严密的“统制政策”。下面就这一问题进行剖析。澄清日本经济侵略政策的真相。

日本长崎县立大学教授,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日农村近代化过程的比较研究,以及中日关系与抗日战争研究。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内蒙西部和察南、晋北地区建立蒙疆政权,其首要目的是要把这一地区建成所谓“防共回廊”的一部分,为将来的对苏作战和将其势力向亚洲内陆地区扩张进而孤立中国做准备。但是,另一方面日本为了支持战争,需要掠夺战略资源,又要把蒙疆作为资源基地。这样,日本的蒙疆经济政策就出现矛盾,如果要建立所谓巩固的防共基地,就必须形成相对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但如果要作为资源基地则是进行重点开发,建立掠夺型经济体制,并不需要考虑蒙疆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由于日本对于蒙疆战略地位的认识出现分歧和转变,日本统治蒙疆的经济政策动摇不定,最终还是采取了掠夺资源型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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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 蒙疆经济政策 防共基地
资源基地

日本对蒙疆经济政策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更加重视西部内蒙古地区,其目的就是要把这里建成所谓“防共回廊”的一部分。日本有人认为:“共产主义的渗透对于东亚新秩序建设是重大障碍。打开地图一看就可以发现蒙疆从满洲腹地兴安四省一直延伸、环绕到中国西北。从乌兰巴托到张家口1200公里,在国境上是没有任何屏障的草原沙漠。其西边和西南则是众所周知的已经被赤化了的陕甘宁地区。由此可以知道蒙疆在国防即防共上的重要地位。”1934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在实施“内蒙工作”时即开始考虑“防共地带”的经济建设问题,在其《对察施策》中提出要开发察哈尔地区的交通,进行畜牧业、林业和农业的开发调查。2月,松室孝良在《满洲国邻接地方占领地统治案》中提出,鉴于蒙古地方经济落后,为加速开发要对鸦片专卖、盐专卖、矿业、林业、通信事业、铁道事业、汽车运输和电力事业进行国营,对于制革业、制羊绒业、乳品、材料、苏打等行业进行开发指导。其后,在1936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在《对蒙(西北)施策要领》中也提出为将来对苏作战准备要在内蒙地区建立航空、铁路、公路及通信建设,改良畜牧业,促进贸易发展。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占领华北,按照日本军部中央的计划,是要把察南、晋北与北京伪政权合流。但是,关东军却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否定既成事实,有损皇军威信。关东军坚决主张为了巩固西部内蒙古地区就必须要把察南、晋北与西部内蒙划在一起。日本有人提出,从地政学角度看,“站在防共第一线的蒙疆政权是以蒙古族为中心的,但是在其居住的蒙古高原其经济实力十分薄弱,因此无法承担防共的重大使命。因而拥有500万人口和有压倒性经济实力以及经济能力很高的汉族及其所居住的察南、晋北两地区的资源对于维持蒙疆政权的财政以及一般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里可以间接地完成防共的大使命。”根据蒙疆政权首任最高顾问金井章二的说法,当时关东军对于西部蒙古和察南、晋北地区是属于华北地区好,还是作为一个独立地区好,要由金井来判断。金井通过对蒙疆地区的考察后认为:“张家口、大同、厚和是由北平向西,越过八达岭崇山峻岭各自居于平原,它们由京包铁道贯通,无论经济、产业,还是交通通信全为一体。”所以,“根据经验判断,将察南、晋北、厚和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成为高度自治区域是非常妥当的。”由此,日本决定建立包括西部蒙古和察南、晋北的高度自治性政权即蒙疆政权。

蒙疆政权建立后,于1938年3月,制定了蒙疆产业开发5年计划,但是由于劳动力不足和技术者、资金困难当年仅仅完成了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但是,到了1939年日本为准备进一步扩大对外战争,制定了庞大的占领地的物资动员计划,在“满洲国”制定了产业开发5年计划,把资源掠夺作为重点。为此,在蒙疆便制定了所谓适应这种国策的产业经济3年计划。该计划也把掠夺资源作为重点,完全放弃了全面开发蒙疆地区经济的计划。计划中要求蒙疆的经济开发必须同日本和“满洲国”的政策相一致。新的3年计划把煤炭、铁、云母、石棉、电力、羊毛、水泥和铁道的开发建设作为重点。其后,蒙疆联合委员会又开始编制产业开发综合5年计划,预计1941年开始实施。这样,产业经济3年计划就又要修改。到了1940年,欧洲战场全面展开,日本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认为战争将会长期化,为此对于生产力扩充计划又开始修正,其基本方针就是从全面开花性的经济开发改变为“重点主义”扩张,“就是要把生产力的最基础部分即煤炭、钢铁做为中心,以轻金属、电力、液体燃料,以及盐、棉花等其他重要物资作为开发的重点”。这样,蒙疆就完全变为日本重要的掠夺战略资源的基地。8月日本政府派出蒙疆资源调查团,重点调查其地下资源。然后调查团会同驻蒙军、兴亚院和蒙疆政权共同研究在蒙疆的煤铁开发计划。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在1940年以后,开始制定包括财政、矿产、农畜产业、劳务、电力、运输六部门的综合5年计划。1940年10月,蒙疆开发修正5年计划最终决定。

本来,日本占领蒙疆地区后,把察南、晋北和西部内蒙绑在一起,是为了依托察南、晋北来充实西部内蒙地区的经济,现在反而把重点放在对于察南、晋北的铁、煤以及西部内蒙畜牧资源的掠夺上,要把蒙疆地区完全纳入到以日本为中心的战争准备型经济圈当中。这与德王等建立“蒙古国”的愿望相反。其实,日本并没有真正帮助所谓“蒙古建国”的考虑,而是一切要从日本的战略利益出发。当时日本的智囊“中亚问题研究会”就提出:“既然是在皇国指导下的各民族,无论如何也不能脱离皇国领导原理。蒙古民族也如此,要在这个领导原理之下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蒙古民族才能复兴,要自觉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员,必须坚决否定比如独善其身的蒙古第一主义。”

作为华北和蒙疆地区的统治者即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其下发到各部队的《剿共指针》中,对于日本在华北、蒙疆的经济施策作了详细说明。其要点包括3方面,即对华期待物资的取得、现地自给、对敌经济封锁。在对华期待物资的取得方面,《指针》中说:“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期待从中国获得各种大量的物资,这些物资的取得对民生影响甚大,因此在彻底贯彻中国参战的意义的同时,还要考虑根据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精神,依靠中国方面的责任和创意来确保所要物资的供出。”当时日本将“对华期待物资”划分为:供给陆军军需运到日本国内的物资(陆军对日供给军需物资),根据国家物资动员应在中国取得的物资(对日供给一般物资),作为陆军军需在中国取得用于现地陆军的物资(对日供给军需物资)。其对华期待物资主要有煤炭、矾土、萤石等地下资源和普通铁、铝、盐以及棉花、麻、油料资源等土产。日本决定,对此要倚靠各种机构进行开发和收集。华北方面军知道,大规模的对华掠夺必然要遭到中国人民的抵抗,所以,在其计划中说:“不用说对华期待物资是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所要绝对确保的,由于伴随战局的激化对华期待量将逐步增加,所以针对中共的谋略或地下工作要加强对资源周围地区侦查、扫荡,对于物资收集运输的警戒工作也要加强支援。”华北方面军规定:“自给物资中,鉴于米、大麦、小麦、杂谷、棉花、胡麻油、皮毛、牛、烟草等对民生有重大影响,原则上要以大东亚省现地机关或通过其由中国方面收集。并且,自给物资的现地征集要积极使用中国方面的收买机关,重视富庶地区。”

这样,开发纯蒙古地区的工作实际上被基本放弃了。但是,1939年爆发了诺门罕战役,日军受挫,此后日本又不得不开始重视内蒙古与外蒙古边界地带的建设问题。“满洲国”提出“兴安振兴3年计划”,同样与外蒙接壤的蒙疆地区也开始重视起纯蒙古地区的经济问题。1940年7月,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竹下义晴制定了《关于强化外蒙古接壤地带的应急施策研究》,提出要加强蒙古地区建设。1940年12月,在蒙古各旗设立豪利希亚(合作社),以发展牧区经济,改善牧民生活。1941年4月蒙疆政府进行机构改革,最主要的就是新设立了兴蒙委员会,内设总务、民政、教育、实业和保安等五处。该委员会的三大纲领就是经济建设、教育普及和民族再兴。其重点就是推行德王新政以及豪利希亚的普及。蒙旗经济生活的稳定就是主要课题之一。

其实,在蒙疆政权建立之后,牧区经济更加恶化。这是因为“蒙古牧民所生产的家畜和皮毛,因受到统制和商人的中间榨取,价格无法提高,而一切输入的必需消费品如布匹茶烟等等,价格提升的比例,远在畜产品之上”。这完全是由于日本的经济统制政策所造成的。当时在蒙疆政权任职的扎奇斯钦就说:“驻蒙军委托大蒙公司代收,大蒙公司又把这一个得意的买卖分配给一般经常到蒙旗‘出拨子’的汉商。大蒙公司从军方以统制价格取得廉价的布匹、砖茶,把它分给汉商,再经过提高价格后,以压低的价格向牧民换取,也可以说是骗取——羊毛、皮革,交给大蒙公司,再由大蒙公司转纳军方。经过这些中间榨取,蒙古牧民的所得,其低微是可想而知的。这与战前自由买卖之时相比,颇有天渊之别。”虽然对于豪利希亚的营利标准规定为在贩卖各种生活必需品加上运费等也最多只能提高十分之一的价格,股票分红也定为十分之一,其余收益均要纳入基金,对于贫穷牧民何以赊账等等。但是,这种豪利希亚建立后,办事人员却大肆贪污,中饱私囊。牧民依然穷苦不堪。建立兴蒙委员会,本来是要振兴蒙旗经济的,但是据扎奇斯钦所言:“兴蒙委员会虽说是蒙古政府最重要的机构,可是它的预算在1943年度蒙古自治邦政府支出82841121元中只占6271433元,其实尚不及总支出预算的7.5%。在政府主要六个部门之内,就预算而言,它排列到第5位。当然就岁入而言,它的收入也是微乎其微。从这样的数字来看,也可以察觉所谓的蒙古自治邦政府,其主要行政对象仍是不能以纯蒙古的建设为首要的。”在蒙疆政权下,纯蒙古地区经济没有实质改善。

日本对蒙疆的经济统制和掠夺计划

日本占领蒙疆地区后,重新整理了对华掠夺的经济机构,从经济组织上完全把蒙疆地区纳入整个经济掠夺体制当中。这就是通过日本所谓的在华“国策公司”以及新建的统制性公司将蒙疆与“满洲国”和华北地区统一经营,实行统制和垄断。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制定了《华北经济开发基本要纲(草案)》和《华北开发国策会社要纲案》。前者规定了日本华北经济开发的方针是:“把华北作为帝国经济圈所包含的目标,在动员现地资本的同时使之与日满两国提供的技术、资本结合,开发产业,以资扩充帝国的生产力,安定住民生活。”其“要纲”包括:“(一)企业形态。根据帝国资本的参加情况分为统治企业和自由企业,统治企业按照日满两国的产业计划根据日满华北一体的计划建立,自由企业努力让其自由进出,利用现地资本并与之合作。(二)统制企业。其范围如下:重要矿产资源的开发及加工其原料的企业、主要交通事业、主要发送电事业、盐田开发企业以及有必要统制的其他企业。统制企业作为国策会社进行综合的管理经营。(三)自由企业。促进中国资本的自由开发,不但其技术、材料仰靠帝国,还要对其经营进行坚实的指导;委任日本资本开发的自由,规整其与中国人企业的关系。(四)企业资本的构成。不论统制企业还是自由企业,均要努力整合土著资本,因此对于现地资本的觉醒采取必要的措施。(五)农业对策。为农民生活的安定计,现地政权要进行品质改良、治水、植林,为此要建立合作社使农业组织化,对此予以指导。”民间资本也要参与日本对华的“开发”,但日本为了全力控制占领区经济,一切支援战争,所以在建立统制公司的同时,对“自由企业”进行了严格的行业统制。

日本对占领区进行掠夺本来是都要通过其原有的所谓“国策公司”来实施的。但是由于日本国内财阀利益不同,军方意见不一,在建立华北新的“国策公司”时出现了满铁与兴中公司的争夺,内地财阀也不满,最后只得建立新公司。

在《华北开发国策会社要纲案》中,华北方面军提出:“在华北统一综合经营国策事业,以弥补日满经济集团的不足,为此华北的统制企业大部分由本会社统合,以期防止资本浪费,培育企业,促进华北经济开发。”该会社经营的事业包括:钢铁业及其附带事业、煤炭采掘事业、煤炭液化事业、铁道及船舶运输事业、制盐、制碱工业、发送电事业以及其他国策上在华北需要建立的事业。在这之中,龙烟铁矿和大同煤矿被放在重要位置。关于该会社的资本,日本决定新会社要与兴中公司的既成事业统合,此外还要广泛集合满铁及日本内地资本,同时也要让现地土著资本参与。

满铁在主要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控制与掠夺的同时对“在华北的事业”也野心勃勃。在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制造“华北分离工作”时,满铁便在华北的经济重镇天津设立了事务所并开展了对华北经济资源的大规模调查,1934年5月派出调查员对华北资源进行全面调查,在其9项调查课题中,直接涉及蒙疆地区的就有:华北煤炭开发、平绥铁道、龙烟铁矿、华北的棉花、羊毛、皮革及石油、华北的盐等5项。“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满铁积极要求成为华北经济活动的主宰。满铁总裁松冈洋右以关东军顾问的资格提出了《华北善后处理要纲并意见书》,同时还提出了《华北产业开发计划概要(草案)》及《华北交通对策要纲案》等。松冈主张:要在华北建立联省自治政府,招聘日本人顾问,由日本人指导进行产业开发。交通以及基本产业的开发由满铁承担。松冈把华北视为满铁的禁脔,要排斥其他日系公司染指华北。他提出,兴中公司“是对中国全体进行活动的机关,在华北是从事辅助满铁的活动。”但满铁“独占”华北的活动受到日本国内财阀和其他在华“国策公司”的反对。

当时日本在华北设立的最大经济机关是兴中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35年2月,是由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和满铁协商,并在积极主张扩大对华经济活动的十河信二(原满铁理事)的坚持下建立的。其性质是“作为对华经济工作的统一机关,以此直接经营在中国的各种经济事业及进行中介投资。”公司资本金1000万日元。满铁除对该公司投资外,还在人员上进行支援,但是由于松冈与十河的个人关系,兴中公司并未成为满铁公司在华北的子公司。当满铁提出垄断华北经济计划后,兴中公司便提出了《兴中公司组织改正案》,以此与满铁对抗。《改正案》主张将兴中公司改成“一元化地指导华北经济的综合机关”。但是由于兴中公司在资金和技术能力上有限,华北方面军亦未采纳其建议。

1937年10月,日本政府在设立企划院的同时,在内阁建立了第三委员会,其任务是“审议与中国事变相关联的在中国经济方面的诸事项”。主要工作包括:“从事对华经济工作的调查、立案,上报内阁总理大臣”和“联络对华经济工作各官厅的事务”。在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制定的《华北经济开发要纲》经陆军省送达后,兴中公司改组案也由参谋本部送上,第三委员会以特务部方案为基础,于12月16日制定出了《华北经济开发方针》,此方案在日本内阁通过的《华北处理方针》中得到体现。其中说:“华北经济开发的目标是增强日满经济综合关系,以此确立实现日满华提携的光荣基础。”要“支持我国广义国防生产力的扩充。”《方针》中提到要在华北建立国策公司的问题,“为了华北经济的开发和统制设立一个国策公司,要具体体现举国一致的精神和全国产业动员的目的,要以此来进行组织。”该公司业务有:交通(包括港口和公路)、通信、发送电、矿产、盐业及盐利用工业,与华北方面军方案不同之处是在“矿产”行业方面删除了“矿产原料加工企业”部分,这就完全“把华北定为了原料供给地”。这里主要是指蒙疆地区。

根据日本内阁决议在华北建立的国策公司正式名称定为“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其资本金为三亿五千万,由日本政府和各财阀共同出资,并设立委员会,成员包括了当时日本财界的各大巨头如乡诚之助、池田成彬、矶村丰太郎、大仓喜七郎等。体现了其“举国一致”的目标。11月7日,该公司正式创立,总裁由原拓务大臣大谷尊由担任,副总裁为神鞭常孝(原满铁理事、昭和制钢所常务)、山西恒郎(原满铁理事、兴中公司社长),理事有大藏省出身的大久保侦次、原神户海上火灾常务三云胜次郎、原朝鲜总督府铁道局长吉田浩、原东京大学教授森口繁治、原三菱商事业务课长鳖宫谷清松等。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的子公司有华北交通会社、华北电信电话会社、华北煤炭会社以及所属发电所、制盐场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蒙疆政权在驻蒙军控制下形成半独立状态,大同煤矿和龙烟铁矿并未完全纳入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之中,而是通过投资形式进行业务上的往来,但是蒙疆政权的经济方针是由华北方面军制定的,大同煤矿和龙烟公司是按照日本华北经济掠夺的整体计划进行运营的。

在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筹建的同时,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委托华北事务局调查室制定了《华北产业开发九年计划》,经过特务部华北资源所要数量设定委员会审议,以此为基础制定出了《华北产业九年计划目标》和《主要资源对日输出计划案》。根据这一计划,9年后华北主要工业指标为:煤炭6000万吨(1938年的4.7倍,以下括号中数字均为1938年产量倍数)、铁矿石270万吨(5.6倍)、铣铁87万吨(12.8倍)、矾土页岩41万吨(23.9倍)、盐249万吨(2倍)、棉花60万吨(5.9倍)。这是一个庞大的掠夺计划。蒙疆地区就成为其掠夺的重点。

日本对于蒙疆资源的掠夺包括地上和地下资源两方面。察南、晋北地区是传统农业区,农产品种类繁多,一直是北平、天津的各类杂粮主要供给地区。中西部内蒙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盛产牛羊肉类、乳类和毛纺原料。地下资源除了闻名中外的大同煤矿、龙烟铁矿外,这里还蕴藏有丰富的云母、石棉、食盐、天然碱和当时已调查出但藏量不明的油母岩、硫黄、石墨、银铅矿、铝矿等。这些物产与矿藏对于资源贫乏但又要穷兵黩武的日本说来极为重要,所以蒙疆地区的许多物产被日本定为“战略物资”。对于蒙疆的经济地位,当时日本学者就说:“蒙疆作为日满华经济同盟的一部分担负着适应日本战时经济要求的生产力扩充以及外汇获得(或者外汇节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成为矿产资源(煤炭和铁)以及畜产品(主要是羊毛)的供给基地。”日本近卫首相在声明中提到:“鉴于日本和中国之间历史上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开发和利用华北及内蒙的资源,对于日本来说就要求积极地提供方便。”因为,在日本看来,“作为蒙疆的特殊性最值得注目的是这里的资源,特别是近乎无穷埋藏的煤炭、铁以及畜产,特别是出产量大的羊毛、骆驼毛、牛皮等,还有米、小麦、麻等”。其实,日本当时还计划通过蒙疆地区再向西部扩张以取得对于日本极为重要的甘肃玉门石油并开展对于新疆的地质调查。

日本对于蒙疆资源掠夺的重点首先是这里的煤、铁资源。对于大同煤矿日本觊觎已久,1918年,日本临时产业局工程师门仓三能受命对大同煤矿进行了调查,写出了《大同炭田地质调查报告》。1937年,满铁有关部门经过调查,提出了《山西省大同煤田北东部地质调查报告》和《华北矿山调查报告》,日本人惊呼:“山西省的煤炭储量为1721亿吨,这是一个天文学的惊人数字。”满铁的《华北炭矿业开发计划案》中说:“控制华北煤,实际上也就等于控制了中国煤业,进而控制其他产业,因而实在有着深远的意义,并在完成我国的世界经济政策上又将会起很大的作用。华北煤对于我国是必要而不可缺少的”,“而大同煤在华北煤矿之内是最能对此作出贡献的煤矿之一,它担负国家的使命将是重大的”。

对于龙烟铁矿日本也非常重视。1939年,日本有关方面经过对蒙疆调查写到:“迄今判明,蒙疆的矿址及埋藏量为一亿五千七百三十二万吨,其中一亿二千万吨在龙烟铁矿,在近时都说铁不足的情况下,对其开发非常值得注目。”龙烟铁矿京包线以东矿区“以赤铁矿为主,埋藏量八千二百万吨”,以西地区埋藏量“四千万吨,产赤铁矿和磁铁矿”。“两者矿质甚优,品位达40%—60%,易于溶解。遥遥优于大冶矿山,在炼制上属于最优的铸铁”。

为实施日本的掠夺计划,蒙疆政府大搞“施政跃进”。不顾开采能力和资源开发规律,实行野蛮掠夺。由于其计划指标太高,实际上并未全部实现。以大同煤矿1941年至1945年的开采计划与实际开采数量为例:1941年至1945年其开采计划分别为:300万吨、380万吨、500万吨、630万吨和760万吨。但实际开采出煤炭的数量是:221万吨、251万吨、227万吨、226万吨和169万吨。其实际开采量分别占其计划量的百分比为:73.6、66、45.4、36、22.2。八年抗战期间日本共从大同煤矿掠夺走煤炭1400万吨。从1939年7月至1945年8月,从龙烟铁矿掠夺走铁矿石3734605吨。

除煤、铁之外,经过调查,日本还发现蒙疆地区还有以下资源。首先是云母。日本有关机构调查说:“有推定埋藏量为四百万吨的品质极优的云母矿。其品质可以与世界第一的印度云母相匹敌。”“和云母一样为非常时期日本所必要的石棉在大青山一带有丰富埋藏。”蒙疆盐湖的盐是对“满洲国”出口的重要物资,盐湖还可生产大量碱类。“蒙疆的畜产资源同其矿产资源一样是在经济上建立日元集团所不可或缺的资源。”
另外,蔚县的黄麻质量优良,也为日本急需进口的物资。由于蒙疆地区鸦片生产历史久、数量大,种植鸦片获利丰厚,日本也要加以经营。

随着战局的发展,对日本日益不利,为挽回败局,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物资掠夺,以弥补其资源短缺的不足。1945年1月,日本政府制定出了《在中国统筹物资的要点》。其方针是:“统一在中国的军队自给及物资征调,结成一体,提高征调效率,同时制止因价格竞争而使价格上涨,务期迅速获得效果。”其“要点”包括:“在陆军省、海军省和大东亚省的紧密联系下,确定对中国的征调要求,由中央统一命令,为军队征调物资运回日本,实施预算的统一运用。”为此,“设立陆、海、大东亚三省统一的物资统筹机关,根据统一的征调计划,实行分别负责征调,进行地区及品种的分配,发挥预算及资金效率,合理运用回收物资,统一使用有能力的商家等项,均须统一实施,一扫积弊。”由此,日本在蒙疆地区的资源掠夺更加强化。

日本在蒙疆的资源掠夺

从1940年代开始,华北、蒙疆地区就成为日本乃至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最主要的原料掠夺基地,根据1943年日本企划院制定的“大东亚各地域间相互交易计划图解”所显示,在对日本的输入额中,华北占32%,“满洲国”和关东州占28.7%,华中占14%,华南和法属印度支那占7.7%,南方地区合计占17.6%。在蒙疆对华中的交易中,企划院规定蒙疆地区的输出额为7300万日元,输入额为5600万日元。

日本对蒙疆的掠夺目标首先是钢铁和煤炭资源。察南地区的铁矿在当时相当著名。1914年,北洋政府农矿部顾问安德逊发现此矿,1918年,北洋政府以官商合办形式,筹集资金200万元建立了龙关铁矿公司。1919年资本金增至500万元,改称龙烟铁矿公司(因含龙关、烟筒山两矿故称龙烟)。1920年着手建立龙烟铁矿厂石景山炼铁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经济不景气,龙烟矿暂时关闭。1928年,北伐结束后,该矿被国民政府收归国有。

在关东军占领察南地区后,迅速建立了龙烟铁矿筹备处,由兴中公司于10月间即着手采矿,不久便建成宣化至水磨间的铁道,开始将所存矿石六万余吨向日本八幡制铁所输送(至1938年6月共向日本输送了7万吨)。蒙疆政权建立后,该矿继续委托兴中公司运营。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建立后,日本有人主张实行“一业一社”的垄断式经营,要将龙烟矿统归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的钢铁子公司,但遭到驻蒙军和蒙疆政权的抵制。1939年7月,蒙疆政府成立了特殊法人龙烟铁矿株式会社。该公司资本金2000万元,由蒙疆政府和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各出一半。但是,对于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原有资产的价值评定双方出现分歧,原定作价270万元,华北开发株式会社要求重新作价,双方争执不下,其后兴亚院本院出面才得到解决。1942年6月,公司资本金增至6000万元,仍然由蒙疆政府和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各占一半。1944年6月,公司资本金增至18000万元,由蒙疆政府、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满铁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各出资三分之一。公司主要职务由日本人充当,理事长山际满寿一、副理事长黄庭勋、理事有三宅德太郎、孙午莲、居城基,监事有田中恭、濑下清明、大井格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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